【目的】考古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形式，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有助于考古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本文以“Web of Science ^TM核心合集”为数据源，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软件绘制了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知识图谱。【结果】①1993—2022年，国外考古旅游研究发文量整体呈快速发展趋势；②国外研究机构多以约旦和西班牙的高校为主，缺乏跨地域的机构合作群体；③研究内容上，国外考古旅游多聚焦于旅游目的地开发、旅游者行为以及旅游目的地管理与保护等方面，且侧重于某个考古遗址的个案实例研究； ④国外研究多关注于游客体验、目的地管理与保护等相关的传统命题，未来气候变化、案例地保护与旅游可持续发展将是重点关注的话题。【结论】通过对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现状的分析，本文认为未来国内考古旅游研究应从开拓研究视野、扩展研究内容、创新研究方法及加强合作交流等方面加以关注。本文深入把握国外考古旅游研究的演进态势与前沿焦点对于提升中国考古旅游研究水平，促进考古旅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目的】城市近郊景区给城市居民带来的健康效益是景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之一。环境偏好与场所依恋是个体对外部环境的感知和态度，厘清二者的互动关系对提升景区健康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方法】本文构建城市型风景名胜区中游憩者的环境偏好、场所依恋与健康效益三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模型，以琅琊山风景名胜区为例，展开模型验证。【结果】游憩者对景区环境健康效益感知的心理路径可以分为两类：直接影响路径为“环境偏好→健康效益感知”；间接影响路径为“环境偏好→场所依赖→场所认同→健康效益感知”与“环境偏好→场所认同→健康效益感知”。说明游憩者对外部环境的偏好会促进场所依赖的产生，进而引发深层次的情感认同。【结论】通过增强游憩者的环境偏好，以及提升游憩者的场所依恋感知，能够提高景区的健康效益。厘清这种复杂的心理过程为理解人们对城市型风景名胜区的情感认知及产生的生理、心理效益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同类型风景名胜区的设计和管理提供了参考。

研究旅游发展水平对贫困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对于协调区域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为研究对象，基于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探究2010—2018年旅游发展水平对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在研究期内，旅游发展水平提高能够显著缩小贫困县城乡收入差距，但其缩减作用存在单重门槛效应。随着旅游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旅游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向影响会显著减弱。②在旅游发展早期阶段，旅游发展水平提高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增收效应优于城镇居民，但旅游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旅游发展水平提高对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收效应更加明显。③地方财政、地区教育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是调节西南地区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重要因素。在西南地区内部，各省（市）旅游发展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及其影响因素存在地区异质性。地方财政、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是影响重庆、云南、四川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主要因素，而四川旅游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方财政等多因素综合影响。

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出境客源市场，出境旅游的国际影响力处于领先地位。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境旅游流的动态影响并剖析其作用机制，对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中国出境旅游影响力有重要指导意义。基于理论分析，本文系统阐释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出境旅游流的关系，使用2001—2019年117个国家的国际面板和文本数据，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准自然实验，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出境旅游流的影响，并结合中介效应、文本挖掘与分析、三重差分法、调节效应模型探索影响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①“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前往参与国的中国出境旅游流，这种影响表现出参与当年的及时效应、较晚参与的红利缩减，且参与国出境市场潜力更大的特点。②“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加强参与国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国前往参与国的商务、文化及相关旅游活动，存在“因商而游”和“寻文而至”的影响路径。不同贸易和文化实力情境下，由于小规模贸易的经济理性和文化交流影响的边际效应递减，两种机制分别呈现出规模经济和规模不经济的差异性特征。③“因商而游”和“寻文而至”间存在良性互动，有着交互促进的正向影响。本文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高中国国际影响力提供了新思路和政策启示。

旅游城市韧性与居民幸福水平的适配，极大地影响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和居民幸福水平提升。构建旅游城市韧性与居民幸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以典型旅游城市张家界为例，运用熵权TOPSIS法、适配性量化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2002—2020年适配时空演化特征，并对其内外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旅游城市韧性与居民幸福水平的适配逐渐向高级别演化，经历了“不适配—较适配—相对适配—高度适配”的转变，时序演化态势总体向好，但空间分异特征显著，呈现出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特征。②内部要素驱动方面，旅游城市韧性系统中经济韧性和生态韧性，居民幸福水平系统中家庭环境和共建共享是影响适配的主要障碍因素。③外部环境驱动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公路通车里程、城市人口密度、住宿和餐饮业从业人员比重4项要素与适配度的关联较强，对适配的贡献较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旅游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居民幸福水平提升提供一定借鉴。

滨海度假旅游地在世界海洋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直是国际旅游学研究的核心之一。近年来，人类活动强度的不断增大严重威胁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滨海度假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本文以1991—2021年国内外相关文献为基础，按照“定量判断+定性分析”的研究思路，系统综述了国内外滨海度假旅游地研究进展，并展望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结果表明：滨海度假旅游地研究历程与实践发展密切相关，研究主题主要涵盖滨海度假旅游地产业发展与转型、滨海度假旅游地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滨海度假旅游地游客感知与行为、滨海度假旅游地社区可持续治理等4个方面。然而，已有研究也存在理论基础薄弱、研究视角单一、方法较为传统，对大数据等新技术方法应用不足等问题。展望未来，滨海度假旅游地亟待加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滨海度假旅游地复杂旅游地域系统演化与适应性治理研究，复杂内外源压力下滨海度假产业风险管理与韧性提升研究，并强化大数据、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

有效防控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是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议题。本文基于脆弱性评价理论和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在构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理论框架及评价模型基础上，以大别山天柱山旅游片区为例，实证分析欠发达地区旅游脱贫后的返贫风险及内在驱动防控机制。结果发现：①欠发达旅游脱贫地区脱贫稳定性整体较高，旅游参与型农户相对于非旅游参与型农户具有更高脱贫稳定性和更低返贫风险，但随着旅游参与程度由低到高，脱贫家庭的返贫风险呈现U型变化，即高参与度农户亦会因受旅游业自身脆弱性影响而导致返贫风险反向拉升。②脱贫农户返贫风险影响因素包括内生性和突变性两类，对于不同类型旅游参与型脱贫农户而言，两类因素的作用程度也存在差异性。③健康冲击和人力资本对返贫风险起到关键性影响作用，并通过农户生计多样性和体现人格特质的非认知能力影响返贫风险；返贫风险具有空间异质性，旅游地风险防控能力和资源禀赋越高，农户返贫风险越低。④欠发达旅游地应构建以目标管理、组织层级、风险要素为框架，目标设定、综合管控、常态化治理、制度健全、信息沟通和协同监督为一体的返贫风险多维防控机制。本文可为中国欠发达地区返贫风险防控和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国家公园作为兼具完整性、原真性和景观美学的地域综合体,景观价值的有效发挥是实现其全民共享和公益性的重要载体。建立景观多维价值评价及其保护利用的综合研究方法,对国家公园景观功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外国家公园景观评价和保护利用领域的文献分析,进一步结合自然保护地景观利用的相关成果,从评价方法、开发利用、管理保护等方面对近30年来国家公园景观研究进行综合评述。研究发现：①国外国家公园研究视角由单一的景观美学,转向多功能景观利用与保护的耦合协同,围绕“识别-评价-保护-利用”的思路向外延展;②国外国家公园景观评价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景观评价方法和可操作性框架展开,探索不同尺度的多类型景观价值科学评价理论与方法,评价维度日趋完善;③国家公园景观的保护和利用主要考虑与游憩活动、土地利用变化、社区发展及景观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景观利用的经济社会价值衔接来促进可持续发展。针对中国国家公园景观资源利用,本文构建了“景观识别-景观评价-景观保护与利用”的景观综合评价利用框架,希冀为中国国家公园景观评价与保护利用提供借鉴与启示。

确定旅游承载力是处理自然保护地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影响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键。以云南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综合多源数据,利用“双评价”、容量转换等方法计算旅游承载力。结果发现：①泸沽湖具有“三区合一”的典型特征,由自然保护区、社区、景区3类空间叠加而成。自然保护区资源环境承载力等于社区人口负荷与景区旅游承载力之和。空间供给、资源消耗、设施提供和管理水平共同影响旅游承载力,其中空间供给是关键的制约因素;②依照“确定总量—减去存量—计算余量”的逻辑思路,计算出自然保护区适宜土地面积,获得特定建成情景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减去社区人口负荷得到保护区承载力余量,可进一步转换为景区旅游承载力;③维持风景旅游型城镇建成环境条件下,泸沽湖高适宜的土地面积仅为298.54 hm²,占保护区总面积的3.67%;资源环境条件可支撑19920人,承载力余量为15918人,经过转换后可得旅游承载力为11938人/日;④针对短板的限制作用,提出采取倾斜木桶、延长长板等措施,为景区旅游承载力扩容提供思路。研究可为“三区合一”型自然保护地旅游承载力测算提供技术支撑,有利于保护地科学治理。

地理本性是指一个区域区别于其他区域的、在地理空间上的本质特征。从Krugman的两大地理本性到中国学者提出的三大地理本性,区位要素更全面地体现了信息时代的区域特性。本文将流动空间的活跃要素融入地理本性分析框架中,构建全新的滨海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评价指标体系,对2006、2011和2016年3个年份的14个滨海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进行全面评价并提出分类提升建议。结果表明：①14个滨海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均呈现增强趋势,但适应性指数增速趋缓。舟山、厦门、青岛适应性指数大幅增长,大连、三亚、秦皇岛、广州、上海、连云港增长较为明显,北海、天津、宁波、深圳、烟台增长缓慢。②各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指数具有明显差异性。三大地理本性要素中,对多数滨海城市而言,第一本性对旅游系统适应性影响最大,第二本性影响程度降低,第三本性影响程度扩大,充分反映旅游资源禀赋是滨海城市旅游系统适应性的根本支撑,创新要素等软实力正在成为适应能力增长的新动能。③基于旅游系统适应性结构可将滨海城市分为3类。第一本性适应能力存在短板时,需重点关注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围绕资源特性提升旅游产品品质、丰富旅游线路;第二本性存在短板时则需完善旅游系统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旅游服务水平;第三本性存在短板时则需更重视数字化、信息化等创新要素对旅游系统的助推,大力开发旅游新兴业态,增强旅游发展活力。未来应统筹推进区域资源有机整合,补齐适应性短板,为滨海旅游可持续发展赋能。

科技创新是引领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首先,基于修正后熵值法分别评价中国30个省（区、市）2004—2018年的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水平;其次,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探析二者的耦合协调状态;最后,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佐证二者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①2004—2018年,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水平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波动上升态势,二者的均值分别由2004年的0.197和0.337上升为2018年的0.206和0.363,且均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②研究期内,中国省域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处于基本协调状态,且耦合协调度均值表现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空间分布格局;③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具有强自我发展惯性,且二者存在显著的良性互动关系。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及科技创新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同优化提供一定借鉴。

“文化城市”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由之路,文旅融合背景下,城市旅游文化元素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的吸引力和旅游品质,有必要对城市旅游文化元素深入解构,形成系统的认知框架。本文以上海为例,基于携程网站的上海游记文本,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通过三级编码过程生成城市旅游文化元素分类体系,并结合上海旅游文化元素关键词表,分析城市旅游文化元素各维度的作用和具体内容。研究发现：①城市旅游文化元素是一个由“资源—体验—获得”建构的完整体系,具体包含文化地标、居民生活、文娱活动、文化印记、文化感知5个主范畴。②文化地标奠定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资源基础,是吸引游客的旅游“第一空间”;居民生活加强游客地方性认知,文娱活动丰富游客多层次旅游体验,延伸文旅产业链,文化印记丰富文化叙事体系,提升文旅资源吸引力,这3个维度综合反映城市文化旅游“体验”的内容和过程;文化感知反映游客对文化识别、认知、感受、内化后的“获得”感。本文丰富了旅游地理学科中的旅游文化理论,有助于厘清城市文旅融合发展的布局方向和着力点。

旅游环境效率表征绿色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协调发展。基于中国西部地区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 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趋势面分析等方法阐释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方法揭示旅游环境效率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西部地区的旅游环境效率平均水平较低,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表现出曲折式上升态势,并且西部地区各省（区、市）旅游环境效率均值具有显著差异,效率均值极差较大,呈现高离散性现象;②研究期内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出“西低东高,北低南高,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并且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冷热交替现象,热点区聚集南部地区,冷点区分布西北地区,同时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发生了明显空间层级变化,高效率区和次高效率区占比逐渐增加;③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时空分异受到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环境自净能力、产业支撑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交通可达性、人力资本、科技发展水平是旅游环境效率的重要影响因子,不同的交互因子驱动力均高于单独因子的力度,而对外开放水平、城镇化水平、旅游资源相对丰度、环境规制水平等因子对旅游环境效率时空分异的解释力度较小。为此,本文建议根据重要影响因素大力提升西部地区旅游环境效率并优化空间分异格局,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旅游服务贸易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存的典型产业,掌握其比较优势分布格局有助于为缓解国际贸易发展不均衡寻找新的突破口。因此,本文以23个发达国家与28个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根据2000—2018年各国旅游服务贸易相关数据,利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净出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以及其变动幅度与变动方向,对比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旅游服务贸易比较优势的差异与演变特点。结果发现：①在旅游服务贸易中高水平比较优势的梯队中,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呈增长趋势,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参与旅游服务贸易国际专业化分工的规模与层次均有所提升;②大部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旅游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呈“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动态演进特点,但仍有少数国家偏离此规律,如波兰、捷克等发达国家,以及中国、马来西亚、缅甸等发展中国家;③中国旅游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则呈明显的波动性下降趋势,并已进入比较劣势等级。进一步分析中国服务贸易各部门贸易平衡贡献指数发现,旅游服务贸易是影响服务贸易国际收支平衡最重要的部门之一。本文研究结论对于引导全球旅游服务贸易相对均衡发展、优化中国国际旅游资源配置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随着北极战略价值的提升,北极旅游热不断升温,北极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研究理应得到重视。本文检索了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和中国知网（CNKI）中北极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借助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的关键词共现分析和时区视图分析等功能,分析了北极旅游的研究热点及其演化过程,系统综述了北极旅游影响因素的研究进展。研究表明：①北极旅游研究还未成规模。相对来说,国外起步较早,研究涵盖面较广,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而国内起步较晚,仅从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等方面进行探讨,广度和深度不足。已有研究中涉及影响因素的多从目的地角度开展分析,经济水平、游客构成等客源市场方面还有待加强。②前10位北极旅游研究热点中,气候变化、治理、人为干扰、海冰、脆弱性、恢复力、旅游管理等都与北极旅游影响因素密切相关。③已有研究中北极旅游影响因素可以归纳为政治政策、气候变化、旅游资源、旅游气候舒适度和管理与基础设施5类。其中,政治稳定和气候变化是北极旅游发展的前提许可和宏观影响因素。前者是北极旅游能否开展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因素,后者则是北极旅游能否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既能直接影响旅游资源,又能通过对天气的影响,进而影响游客行为。而旅游资源、旅游气候舒适度和管理与基础设施则是北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

历史名人故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目的地产品形态,对地方发展文化旅游、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某个目的地是否确实是某位历史名人的故里,在很多地方仍存在争议。目前鲜有关于争议名人故里理论结合实证的研究,也缺乏名人故里旅游行为意向的研究。据此,本文基于名人代言营销理论的一致性假说构建理论模型,并获取四川江油“李白故里”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名人与目的地的一致性正向影响旅游者的真实性感知和地方认同,后两者正向影响体验质量;②名人与目的地的一致性通过真实性感知和地方认同的中介作用,间接正向影响体验质量;③旅游者的体验质量正向影响旅游行为意向。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以上结论的理论意义、对争议名人故里的管理启示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自2001年9/11事件起,包括非典、巴厘岛爆炸案、亚洲海啸等重大灾难事件极大地打击了世界旅游业,旅游风险问题日益凸显。以2001—2018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296篇与旅游风险研究高度相关论文为基础,对旅游风险研究现状及成果进行了系统性总结和梳理。研究发现：①旅游风险研究受到多学科的广泛关注,按照文献数量和研究热点可分为萌芽期（2001—2006年）、蓄势期（2007—2012年）和发展期（2013—2018年）3个阶段;②国际旅游风险研究在国家及地区层面上表现出“一超多强”的态势,“一超”为美国,处于合作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多强”为澳大利亚、英国、中国（不含台湾地区）;③旅游风险研究方法种类丰富,主要涵盖了描述分析、访谈法、模型分析和统计分析4类;④旅游风险的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旅游风险内涵、游客风险、目的地风险、利益相关者风险、宏观背景下的旅游风险5方面。结合国外的研究经验,本文提出未来中国应就完善旅游风险理论体系、深化游客风险感知与行为研究主题、拓宽旅游目的地风险研究思路、重视社区居民在旅游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关注宏观背景下的旅游风险5方面加强研究,以促使研究体系完善和优化。

从空间角度揭示旅游化的演变过程和特征可为深刻理解社区现象或问题提供参考。本文选取肇兴侗寨为案例地,通过2013年、2018年2次实地调查,采用参与式制图和半结构访谈获取一手数据,运用景观价值理论和质性空间分析方法,通过居民视角的景观价值变化探索社区旅游化在空间上的演变过程与特征。研究发现：①肇兴侗寨社区旅游化的过程包括社区生活功能主导、社区生活功能与旅游功能趋衡两个阶段。旅游化使得社区空间的观赏性和商业性增强,对居民生活的服务性和社会支持功能有所减弱;②社区旅游化表现出非均衡性的空间特征,标志性景观的旅游化程度高,旅游发展重点区域从鼓楼转变为侗族大歌演艺中心;③居民视角的旅游化过程是一个社区生活不断为旅游发展让步,旅游功能空间演变为强势空间,而社区生活功能空间逐渐变为边缘空间甚至消失的过程。居民视角社区旅游化的空间演变研究为全面深入认识旅游化现象提供来自社区内部的观点,为社区变迁研究提供新的思路。

俄罗斯滑雪旅游产业的发展已相对成熟。旅游多元化发展与共建“冰上丝绸之路”的契机为中俄两国的冰雪旅游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文运用空间分析方法量化并探究俄罗斯旅游滑雪场的空间分布特征,通过可达性指标评价滑雪场所的可接近测度。结果发现：①俄罗斯滑雪场整体上“西密东疏”,并且呈现出6大聚集区域的空间分布格局;②滑雪场在俄罗斯境内平均可达时间约为15 h,6 h以内的高可达性区域约占全国总面积的40%,可达性较好的区域多连片分布在东欧平原与西西伯利亚南部山地,且呈现向交通干线聚集分布的趋势;③以莫斯科为中心的联邦主体区位优势较好,冰雪旅游规模与实力最强;乌拉尔山脉东西侧联邦主体与滑雪场所联系紧密。本文通过归纳俄罗斯滑雪场数据空间分布规律及布局优劣,提出关键开发建议,为中国的冰雪旅游事业提供实践参考。

旅游业发展效率是衡量区域内旅游业投入产出状况的重要指标。文章选取中国329个地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对象,运用DEA模型对2018年旅游业发展效率进行综合测度,通过空间自相关、热点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探究其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旅游业发展效率综合效率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及低水平地区分别占评价单元16.11%、17.93%、27.96%、26.75%和11.25%;纯技术效率区域差异明显,高水平地区主要分布于地势阶梯交界处、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规模效率空间上大致以“胡焕庸线”为界,表现为东南高而西北低;②旅游业发展效率存在空间自相关性,整体上呈现“大集聚小分散”特点。冷热点空间集聚特征明显,表现出“南热北冷”的特点,其中西南、华南、华东地区表现为高值集聚,华北、东北及西北地区表现为低值集聚。依据其发展水平和空间特征划分为辐射带动型、边缘依附型、整体提升型和优化提升型4种类型;③旅游业发展效率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旅游发展质量、旅游服务水平及旅游资源质量为旅游业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推动旅游业发展、提高旅游服务水平以及旅游资源利用转化率是提升旅游业发展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探析中国地级单元旅游业发展效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以期对旅游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有效路径及旅游发展资源的投入和利用水平的提升提供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撑。